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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精髓永不過時
發布日期:2012-2-14    瀏覽次數:3842
  晉商給我們留下的不是財富或什么經營之道,而是“勤奮、敬業、謹慎、誠信”的精神。他們把“義”和“信”放在“利”之前,把國家和社會的利益置于個人商業利益之上,這種精神才是我們今天應該繼承的。
  一說到晉商,人們就會想到令人流連忘返的深宅大院,富可敵國的財富,以及幾百年經商形成的股份制、激勵機制及內部管理的一系列制度。但這些都還是形而上的,在這一切的背后是晉商的文化和精神。正是這種看不見的精神把晉商推上了中國商業文明的頂峰。
  晉商的精神是什么?一部紅遍大江南北、海峽兩岸的話劇《立秋》有一段貫穿全劇的家訓:“天地生人,有一人應有一人之業;人生在世,生一日當盡一日之勤。勤奮、敬業、謹慎、誠信”。這段話來自山西柳林楊氏家譜。楊家并不是像曹家、喬家這樣的晉商大腕兒,但這句家訓無疑概括了輝煌500年的晉商精神。

  商業中有倫理
 
  晉商的富商大賈,無論以后有多富,都是白手起家的。他們的第一代都是最窮的窮人。貧窮迫使他們遠走蒙古、東北或其他地方,從種菜、磨豆腐這種小本經營作起。不付出超乎常人的辛勞,不兢兢業業地做事,哪有以后的成功?正是數代人的“勤奮、敬業、謹慎”才有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成功。但我認為更為重要的,是最后兩個字“誠信”。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誠信”是一種核心價值觀。“民無信不立”這句話無人不知,但真正做到并不容易。儒家學者口頭上講誠信,實際上往往言行不一。飽受傳統文化熏陶的官員講誠信,但在官場上還是要爾虞我詐、勾心斗角。可是,沒有讀過什么圣賢書的晉商卻把誠信作為他們行動的指南,至高無上的商業倫理道德。
  明代的王現、王遙兄弟,白手起家,創下了一大份家業。他們不僅留給子孫巨大的物質財富,還留下了更為重要的精神財富。王現總結自己的一生,告誡子孫:“夫商與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出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經,而絕貨利之徑,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義制,名以清修,各守其業,天之鑒也。如此則子孫必昌,身安而家肥矣。”后世晉商把“利以義制”改為“以義制利”,作為最基本的商業倫理道德,身體力行。他們經商的指導方針是義、信、利,即把義和信放在利之前。晉商中當然也有不義不信者,如往食油中摻假、缺斤短兩、高利貸盤剝窮人,甚至從事走私等非法活動,但這些晉商都在賺了點蠅頭小利后煙消云散了,只有那些堅持誠信者成為了富可敵國的大戶。當初喬家在包頭堅持食油中絕不摻假,賣一斤面給顧客17兩(16兩為一斤),這才有了以后喬家復字號的成功。

  財富背后有精神
 
  晉商最輝煌的是票號業,票號是現代銀行的“鄉下祖父”,主要從事存、貸款和銀錢匯兌業務。當時中國沒有票號的立法,個人與票號的業務往來沒有立法保護。個人把真金白銀交給票號,換回一個存折或一張銀票,這個紙片能否再換為真金白銀就取決于票號本身的信譽。沒有誠信,就不會有票號。正是晉商的誠信造就了票號的成功。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京津一帶的山西票號被洗劫一空。北京的王公貴族帶銀票或存折逃往山西,要求憑銀票支取銀錢。票號損失慘重又面臨擠兌,壓力之大可想而知。這時票號的東家挖出自己窖藏的銀子,寧可自己損失,也要保證對客戶“見票即付”的承諾。小說《白銀谷》中“驚天動地賠得起”一章正是依據了這一史實。正是這種誠信的精神贏得了更多人對票號的信任,促成了1900-1910年間票號的輝煌。
  把誠信作為商業倫理道德的不僅是喬家、曹家,而是整個晉商團隊———從東家到大掌柜,再到每一個員工。我們知道,晉商的商號在清嘉慶道光年間(19世紀初期)已經實現了股份制,在這種股份制之下實現了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東家對大掌柜實行全權授權經營。這就是說,東家在親自挑選并任命大掌柜之后,就把一切經營管理權力交給大掌柜,自己什么都不管了。這種制度設計其實存在著一個大漏洞,即大掌柜的權責利并不統一,在這種制度下,大掌柜有經營管理權,但并不承擔經營失敗的責任,由東家承擔無限責任。這種不完善的兩權分離之所以在晉商中運行有效,就在于大掌柜堅守“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誠信精神。票號經營的近百年中,從未出現大掌柜貪污、攜款逃跑等事件,所有員工勤奮敬業,遵守制度,也都是因為依靠了這種精神。
  做商人,當然是要賺錢的。晉商在最初把誠信作為商業倫理道德,是為了賺錢。因為長期的從商實踐使他們認識到,不誠信就沒有商業的成功。在“義、信、利”的排序中“義”和“信”是手段,“利”才是目的。以義制利正體現了這種認識。而晉商精神的偉大之處卻在于把這種商業倫理道德上升為人生觀,進入到超越了商業的更高精神層面中。

  晉商模式無法克隆

  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做人的道理。
  晉商在經營過程中已經由做一個好商人升華為做一個利國利民的好人。這就包括以國家利益為重,經商不忘愛國;以社會和人民的利益為重,經商不忘社會責任;經商成功要善待他人,為富而仁。晉商在這些方面為今人樹立了榜樣。
  早在清初,晉商范氏就為康熙統一中國的軍事行動運送糧草,清末時晉商又投身于收回山西礦權的活動。每一次自然災害都有晉商從事捐款、募捐、設粥棚等慈善活動,濟貧、助學、修路已成為晉商日常活動的一部分。他們友善地對待家中的傭人、村里的鄉親和社會上的其他人,甚至乞丐。在他們的思想的當中,有錢并不算成功,只有富而仁才算達到為人的最高境界。
  當晉商達到這種高尚的境界時,“義”和“信”就不是為了“利”。在這三者沖突時,就寧可放棄“利”也要堅持“義”和“信”。20世紀20年代,閆錫山在山西發行了晉幣,與中央政府的貨幣比價為1:1,同時在山西流通。之后的蔣、馮、閆大戰中,閆錫山敗北,晉幣與中央政府的貨幣比價貶為25:1。本就已處于困境之中的喬家大德通票號,此時面臨著嚴峻的選擇———如果用晉幣向客戶支付,票號就有希望起死回生;如果用中央銀行的貨幣支付,票號就面臨破產。喬家第5代喬映霞決定無論客戶存入的是哪種貨幣,一律按中央政府的貨幣兌付。即使破產,也要這樣做,這正是誠信和社會責任高于商業利益的體現。此后不久大德通破產,但雖敗猶榮。小說《立秋》正是以這段歷史為依據表現了豐德票號明知破產也要拿出家中13代人積累的60萬兩黃金向客戶兌付的一幕。
  相比現在的一些企業家,認識幾個字,上個“國學班”,就以儒商自居了。在我看來,儒商不是讀過幾本四書五經的商人,而是按中國傳統道德來經商和做人的商人。晉商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儒商。那些滿嘴仁義道德,實際上背信棄義,追逐利益,逃避社會責任的企業家根本與“儒”字無關。
  晉商的時代一去不返,晉商的模式也無法“克隆”。晉商給我們留下的不是財富或什么經營之道,而是“勤奮、敬業、謹慎、誠信”的精神。他們把“義”和“信”放在“利”之前,把國家和社會的利益置于個人商業利益之上,這種精神才是我們今天應該繼承的。無論時代如何變化,這種精神永不過時。今天的企業家無論是“新晉商”、“新魯商”,還是以“新浙商”、“新蘇商”自居,只有繼承了這種精神,才能再創輝煌,無愧于這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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